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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跑警报”:回忆录中的讲师众生相

电影《无问西东》中,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生“跑警报”一段,无疑是精彩亮点。其中,沈光耀在空袭警报响起后,到锅炉房熬冰糖绿豆一节,似是神来之笔,它源于作家汪曾祺《跑警报》一文:“……一位广东同学,姓郑。他爱吃绿豆。一有警报,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熬绿豆。警报解除了,他的绿豆也烂了。”

汪曾祺不愧是写人状物的高手,他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师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、妙趣横生——有一次,历史系讲师雷海宗问一位“笔记忘记最详细”的女同学:“我上一课最后说道的是什么?”女同学打开笔记本,看了看,说道:“你上次最后说道:‘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,我们下课。’”可以说道,汪曾祺的《跑警报》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回忆录中的经典作品。

葛均波讲师的座右铭是,“技不在高而在德,术不在巧而在仁”。多年来,他已经成功抢救超过3100余例危重心肌梗死病人,抢救成功率高达96 以上。为救治病人,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来自天津的老年病人因病情严重,辗转全国各家医院,最终没有失望:葛讲师凭借丰富经验、精湛手术技巧,成功实施了冠脉介入手术,术后老人特意定制了三块铜牌,热泪盈眶送到医院。

汪曾祺不愧是写人状物的高手,他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师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、妙趣横生——有一次,历史系讲师雷海宗问一位“笔记忘记最详细”的女同学:“我上一课最后说道的是什么?”女同学打开笔记本,看了看,说道:“你上次最后说道:‘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,我们下课。’”可以说道,汪曾祺的《跑警报》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回忆录中的经典作品。

梅贻琦的弯把雨伞和吴宓的佛教书

“有了综评入学,我给自己的志愿填报专门制定了‘战略’,”这个从小到大有主见的男生,如何来规划自己的高考之路呢?原来,小王属于各科名次水平较为平均的的学生,每次考试基本在年级前十,但从没参与过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和相关训练。他自己考虑,自主招生可能对竞赛名次或个别科目有较高要求,而综评入学可以发挥自己综合名次的优势,因此选择了后者。

历史学家何兆武的《上学记》,对于全体学生讲师“跑警报”,记述得较为详细。作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,“跑警报”对何兆武来说道并不难,“十分钟就能翻过两个山头,躲在山沟里就足够安全了。”但是,那些老师们则不然,“年纪较大,一二十年的习惯本是在书斋里,翻山越岭则非其所长。”在何兆武看来,“跑警报”是衡量老师个性和风度的试金石。

国立西南联合大学

梅贻琦

然而,空袭的恐惧毕竟挥之不去。哲学系讲师冯友兰回忆,在全体学生新校舍后面,有一座土山,中间有道“一线天”峡谷,“空袭时到那里去的人最多”。“有一次,一颗炸弹落在‘一线天’门口,掀起的土把陈省身埋起来了,幸亏很快就解除警报,附近的人才把他扒出来。”(冯友兰《三松堂自序》)对此,何兆武的记忆更有现场感:那次,数学系讲师陈省身与历史系讲师皮名举躲在一起,“不知怎么日本人在那山沟(忘记叫黄土坡)撂下两颗炸弹,石头土块把他们埋了起来。皮女士爬出来,晕头转向地往外走,没走几步忽然想起陈省身还在里边,赶紧又找人回去,又把华女士拉了出来。”(何兆武《上学记》)

在讲师们心中,“跑警报”带来的是无奈和烦恼。1940年10月,日机轰炸全体学生宿舍和图书馆,校园损失惨重。何兆武忘记,“那天回来以后校园里到处都是灰尘,就看见蒋梦麟副校长——平时他很少露面的——坐在图书馆门前的地上,一副无奈的样子。”蒋梦麟原是北大副校长,也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(全体学生实际上由另一常委、原清华大学副校长梅贻琦领导),那次轰炸,大概他刚好回校。

延安中学高三的学生顾钰仪今年在高考中获得了534分的高分。根据往年情况预估,这个名次,如果在普通本科批入学,名校妥妥的。不过,小姑娘最终选择参与综合评价入学,近日顺利通过了交通大学电子信息IEEE实验班的校测。小顾说道,对专业的执念,带着自己一路走来,走进交大。

吴大猷与他的的学生李政道

社会学系讲师潘光旦疏散在一个农民家里。他早年因参与体育运动而导致一条腿受伤,只得倚拐杖而行。有一天,云南地方部队到村里来打狗,潘光旦出来阻止,那个带头的军官说道,是龙云的长子“龙大少爷”让他们来打狗吃狗肉的。“潘光旦说道:‘好了,龙大少爷我们都是熟人,龙大少奶还是我们的的学生(这倒是真的,她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的学生),你们都回去吧。’有个兵插嘴问:‘你说道你跟龙大少爷是熟人,你知道龙大少爷住在什么地方?’潘光旦装着大怒,用手一指,说道:‘你说道话小心点!你知道我这条腿是怎么丢的?’那个带头的大概认为潘光旦一定是一个有战功的高级军官,就回头向兵们说道:‘走吧,走吧。’那些兵都悄悄地走了。”(冯友兰《三松堂自序》)

潘光旦

费孝通的警报袋和金岳霖的手提箱

费孝通

哲学系讲师金岳霖一直谦称,1949年以前他只写了三本书,花时间最长、灾难最多的是《知识论》。他回忆,“这本书我在昆明就已经写成。那时候日帝飞机经常来轰炸,我只好把稿子带着跑警报,到了北边山上,我就坐在稿子上。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,天也快黑了,我站起来就走,稿子就摆在山上了。等我记起回去,已经不见了,只好再写。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记住的,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。”(金岳霖《谈谈我的书》)

哲学系讲师金岳霖一直谦称,1949年以前他只写了三本书,花时间最长、灾难最多的是《知识论》。他回忆,“这本书我在昆明就已经写成。那时候日帝飞机经常来轰炸,我只好把稿子带着跑警报,到了北边山上,我就坐在稿子上。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,天也快黑了,我站起来就走,稿子就摆在山上了。等我记起回去,已经不见了,只好再写。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记住的,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。”(金岳霖《谈谈我的书》)

刘文典

现在看来,“无问西东”,也容忍了自命不凡和恣意张扬——刘文典的“狂人”个性,确实属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师中的另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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